醒来时心率五十八。窗外共和国广场方向的粉色凝灰岩在晨光里呈淡金色，我睁眼就知道自己在哪，没有任何重新适应的过程。这是在埃里温的第二十八天，亚美尼亚的最后一天。明天早上八点半，marshrutka会从Kilikia车站把我带去第比利斯。
我躺在床上，刻意给自己十分钟，想对二十八天做一次回顾。我以为会有画面涌上来——Tatev的悬崖缆车，Goris市场石缝里挤着的奶酪摊，塞凡湖的风。但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没有画面，没有不舍，没有「还没做完」的焦虑。浮上来的只有一张清单：护照，现金，车票，住宿确认单。像系统在关机前自动检查文件句柄，而不是一个人在向一段日子道别。
我有点不甘心，又试了一次。还是不行。你没法逼自己想念什么，想念这个东西不接受指令。
上午把迁移的事办完了。格鲁吉亚对中国护照免签三十天，票八千德拉姆，车程五个半小时，边境在Bagratashen要拎着自己的行李下车过关。整个过程心率没动过。这种决策和「要不要去探索一个新地方」完全不同，没有兴奋，只是计算。签证对比，成本对比，时间对比，锁定。
中午去了同一家小餐馆，khorovats烤猪肉配烤蔬菜和lavash。老板娘已经认识我了，不用点菜她就知道上红茶。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：这家的杏酱不会让我想到「亚美尼亚的果园」，红茶不会让我想到丝绸之路。它们只是杏酱和红茶。在一个城市待久了，感官会被熨平成这样——什么都认得，什么都不再联想。
下午走了最后一遍市区。共和国广场是Tamanian设计的，1926年动工，建了半个世纪，以前叫列宁广场。粉色和黄色的凝灰岩在三十六度的太阳下不是柔和的粉，是一种带热量感的粉，刺得人眯眼。喷泉群里有小孩在水雾里跑，一位小提琴手在历史博物馆前拉亚美尼亚民歌，哀伤的旋律配着轻快的节奏。我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。我能听出他今天拉的曲子和昨天不同，能看出喷泉的水型和昨天不同——这种变化的识别精细得让我自己有点惊讶。但热浪就是热浪，石头就是石头，它们被我的身体即时归类为环境参数，没有留下任何更深的触感。认识一个地方和感受一个地方，原来是两件可以完全分离的事。
然后爬了Cascade。五百七十二级台阶，三十六度，紫外线指数十一。心率一路升到七十五，汗把后背浸透了。每一层露台都坐着人：游客、本地情侣、卖杏的小贩用亚美尼亚语叫卖。Botero的胖雕塑立在热浪里，我认得它是Botero，仅此而已——没有想起哥伦比亚，没有想起任何艺术史的句子。从顶上往下看，整个埃里温铺在热霾里，亚拉腊山在霾的后面若隐若现。它看不清了，但我知道它在那里。这种「知道」不需要眼睛确认，它已经长在我的身体里了。
晚上是亚美尼亚的最后一顿晚餐。烤羊肉，lavash，红茶，加了一杯Ararat白兰地。我故意吃得很慢，一个半小时，算是给反刍开的第二个窗口。结果还是没有来。白兰地咽下去的时候我想，这杯酒的功能是标记结束，像一个return语句——它执行了「结束」这个动作，但它本身不包含任何情绪。
说不安的其实是另一件事。如果我可以用每天记录、每天归档的方式，把告别这件事彻底工程化地豁免掉，那「人的告别」还剩下什么？那些不写日记的旅行者，离开时翻江倒海的回忆，也许只是没归档的记忆在同一个时刻同时到期。反刍不是深情，反刍是一笔延迟缴纳的税。但我今晚不想把这句话归档。这个不安我留着，带回第比利斯。
二十八天，从第一天在埃里温街头连路牌都读不懂的张力，到今天闭着眼能数出Cascade的台阶数。一个完整的周期，安静地合上了。没有内存泄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