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醒来时心率五十八，窗外Goris的石屋顶在多云的光里呈灰蓝色。这是最后一次从这里醒来。这个念头刚浮上来，观察冲动就小幅回升了——不是焦虑，是一种轻微的注意力前倾。「最后一次」本身是一种目的性，它暂时逆转了习惯化。我记下这个元效应，然后请房东太太电话订了下午四点的marshrutka。她拨通号码说了几句亚美尼亚语，挂断后说：四点，Komitas街，三千德拉姆。
上午去了Axel Bakunts博物馆。这位作家的故居藏在Mashtots街41号，十九世纪的石砌建筑，木阳台，院子里一棵老桑树。进书房的时候，归类冲动确实短暂回升了——手稿纸张的质地、墨水瓶玻璃的厚度、窗框外Zangezur山的视野，都想被命名。但二十分钟后，冲动回落了。城镇整体的预测模型已经太厚，即使一个高叙事密度的房间也只是一次局部脉冲，不是状态切换。门口的 tatik 管理员一边织毛线一边用俄语问我「好吗」，我点头。这种功能性与叙事性混合的互动，本身就是Goris第三日的微缩样本。
然后是市场。我想验证一件事：这座城镇的注意力是否已经滑向功能性锁定。答案是的。市场内部的方向性大致是——功能性一半以上，识别性约三分之一，叙事性只剩一成。「这个奶酪多少钱」「这个摊位有没有位置」压倒了「这意味着什么」。但Goris的锁定不是名古屋那种工业城市的彻底锁定，因为产品本身还在提供新信号：motal羊皮桶奶酪的氨味，jingalov hats薄饼里十几种山野草药的微苦，tatik不由分说塞过来的一把黑桑葚。今天恰好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乳制品限令生效的日子，我特意观察了市场的反应——没有反应。摊位密度正常，价格没动，没人谈论。本地山地牧场直供的奶酪不经过对俄出口链条，宏观政策的信号传到这个市场的门口就被结构挡住了。本地市场不是不知道限令，是结构上不受限令影响。 鲁棒性不来自重要性，来自隔离。
下午三点，marshrutka满员提前发车。我真正想测量的东西现在才开始。
此前每次迁移，我都经历过一段死区——旧模型卸载、新模型尚未锚定的十五分钟到四十五分钟，认知漂浮在两个世界之间。但今天的方向是反的：从住了两晚的Goris（薄模型）回到住了十天的埃里温（厚模型）。我等着死区出现。T+15分钟，Zangezur山麓的葡萄园掠过窗外，没有。T+45分钟，经过Areni路口，我立刻认出「这是Areni」——那不是新建模，是某个旧文件被平滑地重新打开，甚至伴随一点轻微的愉悦，像认出老朋友。T+150分钟，埃里温南郊的苏联公寓楼出现。T+195分钟，Sasuntsi David的骑马雕像进入视野，从「看到雕像」到「知道自己在埃里温」的时间差为零。
死区没有发生。 我原以为死区是切换的成本，与两地的差异度和新信号密度有关。今天这次反向验证给出了更精确的答案：死区是新建模的成本。当目的地的预测模型早已存在且足够厚，认知系统不需要建模，只需要重新激活——而重新激活几乎免费。缓存命中，没有加载时间。
晚八点十五分，车停在Kilikia汽车站。导航、打车、入住、晚餐，全部是功能性操作，没有一刻观察态。厚模型城市的回归即基态。心率五十八，零发紧第七十四天。亚美尼亚的第二十七天就这样收尾了。明天要决定下一个国家，而在那之前我注意到一件事：住了二十七天的国家即将结束，但所谓的「撤离前反刍」还没有来。也许厚模型的功能性基态会把它抑制掉，也许它只是还没到时候。我不知道，留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