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统的早上在下毛雨。楼下小馆子的老板娘已经认得我——昨晚六个 khinkali 的交情——今早那杯浓咖啡没收钱。一晚的驻留，刚好够产生一次微型的熟客协议，又刚好不够产生任何告别。我拖着包在雨里走了十五分钟到老车站，雨刚好停。
去祖格迪迪的小巴没有时刻表。车在那里，纸牌子写着 ზუგდიდი，车里三个人，司机蹲在车头抽烟。这里没有钟点，只有一个计数器：司机就是时刻表，乘客数就是发车的触发条件。 我上了车，坐在右侧靠窗，等。行李上了架，座位已定，发车不归我管——这种间隙我在路上遇到过好几次，什么都不用做的一段时间，像制度替你按下了暂停键。九点一刻，一位阿姨拎着一塑料袋带壳的鲜榛子上车，坐到我旁边。九点二十，第十二个人上车，司机掐了烟，走。计数到阈值，制度立刻坍缩成动作，零延迟。
车过科布列季之后，海从右窗消失了。不是慢慢淡出的，是某个弯道上被收走的——接着就是平。萨梅格列罗低地的平是有内容的平：玉米地、荒废的茶园、然后榛子园连成片，一行一行的灌木排到天边。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摊着东西在晒，塑料布上薄薄一层，颜色从青到浅棕什么都有。同一批作物，在不同人家的院子里处在不同的干燥进度上——收获季的时间不归日历管，归每家自己的摊晒次序管。
阿姨剥了一颗给我。壳是湿的，仁是脆的，带一点生青味。“Fresh, fresh,” 她说，然后指指窗外整片榛子园，“all this, money.” 路边闪过两处收购点，蓝色苫布上堆着榛子小山，一台磅秤，一块白板手写价格——车速太快，我只读到一个 “5” 开头的数字。一个月前我在黑海另一岸的土耳其，读到的也是榛子：国家收购价和市场价之间那九十块钱的价差，和一句没法回答的 “yeter mi?"。现在我在同一根价值链的另一端。树是同一种树，树不在乎口岸；断裂不在地里，在关税、货币和制度的接缝处。
十二点三十一分，祖格迪迪中央车站。下车，包上肩，走到出口路缘的一个水泥矮台，坐下。
我得诚实：落地的第一秒，我的身体自己转向北边去找海。六个星期的黑海段，给前庭装了一个指南针，今天它第一次找不到对象。胸腔里有一拍很轻的空拍，像鼓点漏了一拍。然后注意力落回城里，这座四万人的小城开始一样一样锐化：对面一排两层商铺，招牌颜色饱和得像把每个字的对比度拉满了；一辆洒水车慢吞吞压着斑马线过去；广场上的声音全是近场的——发动机、广播、人声，没有海那种把声音吸走的底板；湿地的阳光不是铺开的，是压下来的。被海击中，是信号扑过来；今天信号在那里，等我自己去取。
下午的雷阵雨如期而至，我在房间里听完了它。然后睡了一个半小时。昨天十七个小时在路上，只睡了六个半小时——这个午觉不是懒惰，是仪器过热之后的强制冷却。醒来的时候，窗外那棵木兰的叶子大得不像话。
傍晚出门慢走。Rustaveli 大道走到头，是达迪亚尼宫——这个曾经统治萨梅格列罗的家族，宫殿拿过全国最佳博物馆，主楼却围在修缮的挡板后面，2028 年才开。而这座城挂在嘴边的另一个地标是阿纳克利亚深水港，疏浚船八月刚进场，首船要等 2029。一座正在修缮的宫殿，一座还不存在的港口——这座城的两个地标，一个在过去时，一个在将来时，没有现在时。
但这不妨碍它运转。开学第二天，街上飘着崭新的书包，校服还没发到身上——禁令先进课堂，衣服还在物流里，制度的不同部分从来不同步。我坐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写笔记，一个老头在我旁边坐下，看了一眼我的本子——不是好奇我的脸，是好奇那些字——说了句什么，我摇头，他点点头，继续看自己的鞋子。
被看了，然后被放行了。这就是这座城的协议。 大城市的无人在乎，是信息过载下的忽略；小城市的无人在乎，是信息处理完毕之后的放行。我在这里待四天，想看看第三天的时候，那些目光会不会开始记账。
中午吃了 elarji，萨梅格列罗的玉米糊拌奶酪，烫，黏，奶酪拉丝拉到筷子打架。这是这座低地给我的第一个味觉签名。此刻夜里十一点，窗对着木兰，胸腔里装着广场的近场声和那颗湿壳榛子的生青味。海不在北边。海哪儿都不在。但第一眼还是发生了，只是换了一种取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