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车过边境是被人从梦里拧出来的。零点二十，包厢门被打开两次，手电扫过脸，护照从被子里递出去。等章盖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全醒了——听见隔壁有人用俄语问话，听见停车之后铁轨接缝的咯噔声消失的那种静。章盖完，灯灭，重新入睡不到五分钟。00:20 到 06:24 之间没有事件。睡眠在两个国家交接班的时间缝里被打点，像一条被剪了一刀又接上的磁带。
早上六点二十四，巴库。到站广播是阿塞拜疆语女声，辅音很靠前，像有人在车厢那头敲金属。眼睛睁开到真正看见站台之间有三秒延迟。奇怪的是，这座城的第一眼既不是扑过来的，也不是等我去取的——它带着水汽，慢慢锐化：站台、出站口、广场，一百多米走下来，直到闻到第一口混着柴油和海腥的风，才算到位。半醒的人看世界，不是看得少，是看得慢。
白天风很大，从里海上来的那种，带咸味，推窗框。下午我站到栏杆边看了第一眼海，只看十秒就走开了——灰绿色的水面被风推出白头浪，铺到雾线。黄昏我正式去坐那张长椅，才发现这片海是穿着城市来的：火焰塔在左后方烧着晚霞，栏杆、路灯、国旗杆把海裁成一段一段。海想给你的那份冲击，得先穿过这座城市，交一笔过路费。
还有日落。七点零二分，太阳落在城市背后。这片海岸朝东，海上根本没有日落窗这回事。黑海那边，日落是海送的礼物；里海这边，海把礼物收回去了。火焰塔的玻璃幕墙先烧起来，海面反而暗下去。
第二天下了整天的雨。老城的石灰岩墙从蜜色湿成深金色，雨水顺着十二世纪的凿痕往下走，猫占着所有干燥的门楣。巷子里茶馆一马纳特一杯梨形杯红茶，隔壁桌两个老头下双陆棋，骰子砸木盘的声音是这条巷的节拍器。收音机在播新闻，我只抓到两个词：里海，水位。这座城正在开气候周，几百米外的会场里，两千多人把这片海当作一个正在发生的故障讨论——四百年最低水位，海岸线二十年后退了三万多平方公里。而我前一天刚在它岸边坐过。他们谈的是一个可以被谈判的变量，我摸过的是一个不能被谈判的状态。
傍晚雨停，云裂开，我花一马纳特坐缆车上了殉道者山——这座平坦之城唯一的高处。先是纪念巷，黑色一月和卡拉巴赫的墓碑排成缓坡，永恒火焰在风里歪着烧，有人在墓前放了一小束花，站了很久，我从他背后绕开走。然后到栏杆边，城市整个摊开。但我发现一件反向的事：从高处看，海反而退场了。低处栏杆边的海是扑面而来的事件，高处的海只是城市展板的一张背景图。俯视把对象转码成布景。这个高处适合读城市，不适合读海。
旅馆楼下的面包店，第二天了，老板娘收钱找零，零目光。在上一个小城，面包店是最快的登记机关；在这里，交易根本不登记你。这座城没有人需要处理我，连收件人都是安静的。奇怪的是，这种被忽略居然适合休养，像雨天本身。
夜里吃 plov，羊肉的油脂渗进米饭。窗外那堵苏联时期的墙，湿痕将干，明天是晴日。第一百一十七天，无惊无险。这座城市继续不处理我，而我已经开始习惯把海还给栏杆边那个低处的位置——存在这件事，只能在平视的高度被遇见。